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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時尚

名媛經濟,歐美也有

Luning Wang:“假裝有,直到真的有”的裝富產業鏈,並不是新鮮事。真假名媛,各有各的經濟模式。

這兩天,“拼單名媛”被推到社會輿論的風頭浪尖。輿論熱點起始於一個公眾號作者自費500元潛伏進一個上海名媛羣,發現在打着“奢侈品交流、頂級下午茶茶會”的邀請函背後,“名媛羣”是一系列有志的年輕拜金女的“拼單團購”——一起租用愛馬仕的包包和男士約會、拼單五星級酒店的下午茶和酒店套房拍照……隨後“旅拍闊少”也受到了公眾關注——通過“炫耀性消費”式的圖片以在朋友圈營造高大上人設。

任何社會現象的背後必然藴藏着消費趨勢和商業機遇。正像滿足中產和有志階層(aspirational class)提升與鞏固社會地位的一系列產品、服務和平台帶動了新的消費趨勢,“拼單名媛”和“旅拍闊少”帶動了一條“裝富”產業鏈和“共享經濟”的商機——從淘寶上提供的營造朋友圈高端人設的一條龍服務,包括旅拍修圖和美食美酒等圖片與文案展示,到炫耀性消費所帶動的出片率高的網紅酒店與餐廳的火爆人氣,人們對夢的追求總會影響新的經濟。

在近年來大眾對有野心、靠包裝向上遊的女性的聲討聲中,“名媛”一詞雖然在中國幾乎成為了貶義詞——真的大家閨秀專注於努力工作或建立個人品牌構築事業女性形象、試圖與“名媛”劃清界限,假“名媛”通過塑造高級人設妄想獲得金錢與地位回報,不論怎樣,女人和野心共同的存在總會促進消費,“名媛經濟”其實也一直存在。

美國社會學家T. Veblen指出,“名媛”產生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工業革命, 那時出現的新錢(new money)階級女性躋身上流社會,卻因不具有公主或伯爵夫人等上流稱謂而被統稱為“名媛”。雖然那個時代新錢家族的女性還沒有今日名媛的商業影響力,這些力爭地位和頭銜的美國“名媛”通過與“asset rich, cash poor”的英國貴族男士聯姻“挽救”了英帝國的驕傲。

至於上世紀中華民國也有一代名門閨秀,她們精通中西文化、擅交際、胸懷才藝、思想先進,外也不缺皮草、珠寶等奢侈品襯托,不過畢竟那時沒有今日社交媒體帶給名人的普眾影響力,“名媛經濟”也是小圈層內相互影響,就像二十世紀中葉的歐美上流社會的名媛們,她們被美國60年代的八卦男神、《蒂凡尼早餐》的作者Truman Capote稱為“swans”——“swans”出身富裕、自然也會一擲千金購買珠寶華服、出席着一場場杯觥交錯的派對盛宴,然而不論是Jackie O和妹妹Lee Radziwill, 還是Fiat傳人Gianni Agnelli的太太Marella Agnelli,她們的事業僅是權勢男人的附屬,她們所帶動的“名媛經濟”在日後才起了效——這些女人她們因各自別具一格的風尚留給了時尚界無限幻想和靈感源泉。

隨着之後電視、八卦雜誌的流行,“名媛”受到明星般的關注,這時名媛們開始帶動大眾潮流,產生了真正的“名媛經濟效益”。

出身名門,中規中矩的名門淑女博不到具有偷窺欲和好奇心的大眾的眼球,名門之後噱頭要麼是像希爾頓家族的Paris Hilton那樣出格叛逆,要麼多是憑藉家族已有的名望為自己創立一片天地——中國有賭王女兒何超瓊那樣晉身家族事業,亦有像葉明子和萬寶寶那樣創立了自己的時裝和珠寶品牌。西方的時尚品牌Carolina Herrera、Diane von Furstenberg、Tory Burch和電商Moda Operandi的創始人Lauren Santo Domingo均出身非富即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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